株洲博物馆

“凡是‘国宝’，我们都是要争取的”。1951年12月13日，在致刘哲民的信中郑振铎如是说。

“《中国印本书籍展览目录》已收到，谢了！洋洋大观，无所不有。其中每一本书全是想看的，尤其周、刘二家的书。因为这本目录更鼓励我去尽力争取陈澄中的书，陈的书争取到后，可以说全国藏书家的书全集于中央了。”1953年1月10日在致郑振铎的信中徐伯郊说。

12月26日，“凡是国宝，都要争取——郑振铎等抢救流散香港文物往来信札入藏纪念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幕。这些饱含激情、带有温度的信札是郑振铎先生和“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成员之间的往来信函和相关单据，记载了很多重要文物的抢救过程，是党和政府重视开展抢救流散香港文物工作的重要史料，见证了新中国文物保护工作的艰苦历程。

晚清以降，国家积贫积弱，大量珍贵文物流失海外。新中国成立伊始，虽国力维艰、百废待兴，党和政府仍将保护珍贵文物、遏制文物流失摆上重要议程，建章立制，革弊振颓。1950年5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文物保护法令。严格的文物出口限制，行之有效的文物进出境审查制度，迅速扭转了文物大量流失的局面。

展览中展出了1951年11月5日周恩来总理的一页指示：“同意购回王献之《中秋帖》及王珣《伯远帖》。惟须派负责人员及识者前往鉴别真伪，并须经过我方现在香港的可靠银行，查明物主郭昭俊有无讹骗或高抬押价之事，以保证两帖顺利购回。所需价款确数，可由我方在香港银行与中南胡惠春及物主郭昭俊当面商定，并电京得批准后垫付，待《中秋》及《伯远》运入国境后拨还。以上处理手续，请与薄、南两同志接洽。”

民国时，“三希”中的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落入瓷器商人郭葆昌手中。张伯驹先生曾有意收购，但最终未果。郭葆昌去世后，二帖由其子郭昭俊继承。北平解放前夕，郭氏辗转各地，最终定居香港。1951年10月，中国政府得到消息，“二希”可能流失国外。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副局长王冶秋、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徐森玉南下组织回购，并联合金融界的力量，派徐伯郊、胡惠春等人与郭氏交涉。终于，在这一年11月底完成交接，并于12月运抵北京。“二希”由此重回故宫。

为了购回“二希”，周恩来总理特批50万港币，约相当于8.75万美元。而这一年正值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国家外汇储备为五十年代最低值，仅0.45亿美元。“二希”的购买经费约占本年外汇储备的2‰。若以当时大陆物价计算，约可购买230万斤大米。

正是在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指挥下，文物部门在国内外大力开展文物征集工作，改善文物保存条件，鼓励民间出让和捐赠文物，促使大量珍贵文物收归国有，永为宝藏。

郑振铎先生是新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毕生以为国家保存文化为己任。

郑振铎致徐伯郊信（1952年8月25日）：所有在港要收购的文物，请统计一下，共有若干件，共需多少款？并请分别“最要的”、“次要的”，以便一次请求外汇。（在年内可成交的有多少件？需多少钱？）因外汇手续甚烦，数目多少倒无关系也。

郑振铎致徐伯郊信（1953年3月27日）：王南屏的信已见到了，可以照他的意见办。但明画能多争取为上策。李唐、马远必须购下。王季迁的东西有办法购致否？卢芹斋处的《张萱唐后行从图》有办法得到否？

郑振铎致徐伯郊信（1953年4月28日）：第一重要的是：先购董源的溪山行旅图轴。凡从日本来的东西，都应收。这是十分必要的。其次，凡有被美帝垂涎欲购之可能的，也必须先收。像李唐伯夷叔齐卷等，应先收。

郑振铎致徐伯郊信（1953年8月29日）：古币款已汇上，请即与沈君办理手续。

抢救文物的确定、价值来源的考证、资金调度的安排、转移运输的协调，郑振铎先生的事无巨细亲力亲为一一展现。

“信札中，我们深切感受到了以郑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文物工作者，为抢救流散香港文物工作的殚精竭虑和拳拳爱国之心。”一位观众赞叹道。

每次流散文物的成功抢救都是经历了艰难、复杂的过程。采访洽商千头万绪，文物真伪混杂、需要审慎鉴定，还常常要面对经费紧张、海外文物商的竞争、复杂政治形势的影响等多重考验。

但郑振铎在1953年3月27日致徐伯郊信中写道：这个工作，虽是麻烦，但成绩是很大的，效果是很大的。务望继续努力，不怕麻烦，为人民服务，必应全心全意地，革命工作就是麻烦的事。不遇到困难，而能立即成功的事是很少的。越有困难，越能增加考验的机会，越可增强信心也。

正是“凡是‘国宝’，我们都是要争取的”决心信心，让大批珍贵文物回归。

1954年6月4日郑振铎致徐森玉信中说，“他（伯郊）为国家救全了不少重要文物，他的功绩是显著的。但今后其他字画已不太多，拟暂停止一个时期，且静观一下。否则，过于执心了，价格一定会更加腾贵的。”

抢救流散香港文物工作自1952年开始，至1956年下半年接近尾声。随着几宗大的收购顺利完成，市面上的名品珍迹大多已有归属。

抢救流散香港文物工作让大量具有珍贵价值的文物回到大陆，这其中既有书画名品，如唐韩滉《五牛图》、五代时南唐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南唐董源《潇湘图》、宋徽宗赵佶《祥龙石图》、南宋李唐《采薇图》、南宋马远《踏歌图》、元王蒙《西郊草堂图》、元倪瓒《竹枝图》等；也有宋元善本、名抄稿本，如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宋拓《神策军碑》《蜀石经》、宋刻《周易正义》《荀子》《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渭南文集》《文选》、元刻《故唐律疏议》《梦溪笔谈》、汲古阁影宋钞本《小学五书》《鲍氏集》、黄丕烈跋《汉书》《管子注》《白氏文集》等等，其中不乏海内孤本。可谓星汉灿烂、洋洋大观。这批珍品如今分藏于故宫博物院、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等多家公藏单位。

“得之不易，守之宜谨”。党和政府、社会各界人士对流散海外文物的一直关注着并为流失文物的回归做着不懈的努力。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下，我国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新突破、新进展，进入了全方位发展、多层次提高的新阶段，流失文物回归累累硕果不仅彰显了党和国家保护文化遗产的决心与能力，更弘扬了团结奋进的民族精神，激发全社会的爱国热情。（徐秀丽）